以創作新派武俠小說而知名中外的香港作家金庸(本名查良鏞)，於2018年10月30日下午在香港養和醫院含笑辭世，親友在旁，積壽94年。

內地網媒相關的報道、社交媒體上的議論，隨即鋪天蓋地而來，內地都市報亦以罕見的六至十個版位的篇幅，講述金庸筆下的江湖，其亢奮的狀態遠遠超過香港的報章。金庸喪禮按生前意願以私人方式舉行，中央集體領導人送來花圈，包括國家主席習近平，總理李克強等等…新華社的新聞稿稱，金庸在香港回歸的過程中作出了貢獻。新華社所指的，當是金庸以報人身份的活動，而非武俠小說家的身份。

金庸曾說：「《明報》是我的畢生事業與聲譽」，對廣大的內地讀者來說，很多人還不知道金庸大俠就是香港《明報》的創辦人，更不知道金庸開筆寫武俠小說是在玩票的情況下進行。歷史的發展，雖然有必然性，卻往往帶有偶然性；金庸的一生，交織著「必然」與「偶然」。

金庸是浙江海寧縣人，生於1924年，金庸的童年與青少年期，是在抗日戰爭中渡過的。1937年「七七」事變後，戰火波及浙江，金庸隨著嘉興中學師生徒步遷入西部山區上課，過著漂泊流徙的生活。戰爭把金庸訓練得很大膽，他唸高中及大學時，曾接受軍事訓練，會開槍、擲手榴彈。抗戰時曾踏自行車走千里路，從浙江到重慶唸大學，途中日軍炸彈就在車旁炸開了一個大洞。流徙的生涯，強化了金庸的民族感，也豐富了金庸的見聞和文學修養。他曾在西南窮鄉僻壤生活了兩年，那是苗人漢人聚居之地，人人都是天生的歌手。冬日晚上，漢人苗人圍著火堆，邊烤紅薯邊唱歌。金庸就用鉛筆一首首地記下來，記了三大冊共一千餘首。中國民歌這種富有民族特色的文體，豐富了金庸的文采，在他日後撰寫小說和撰寫政論文章方面，都能用得上。金庸分析自己所寫的《書劍恩仇錄》能夠受到不同文化水平的讀者歡迎，正是作品具有民族特色的原因。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，金庸考入杭州《東南日報》做記者。1947年，金庸考入上海《大公報》，1948年被報社派去香港，參加香港版的籌辦工作，在香港《大公報》前後工作了十年，由此便與香港報業結下不解之緣。

據金庸在《大公報》的上司副總編輯羅孚(本名羅承勛)的兒子羅海雷撰寫的「查良鏞與《大公報》的小秘密」一文披露，當年老闆胡政之從天津、上海、重慶三館調派二十人到香港，名單上並沒有金庸。羅海雷說：「名單裏面的一位上海同事，當時剛剛新婚燕爾，不願勞燕分飛，這個苦差事只好讓查良镛代勞。」

金庸筆下的江湖人物，往往有許多奇緣，一個偶然的因素，就改寫了一生的發展。金庸本人也可如是看，金庸到香港是命運的一大轉折，這一轉折，原來也是出於一個偶然。

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，當時香港《大公報》可以內銷大陸，但是一如其他的內地報紙，報道朝鮮戰事受到嚴格限制；《大公報》為了及時報道戰爭消息，爭取香港讀者，於是籌辦另一份政治旗幟並不鮮明的《新晚報》。同年金庸辭職北上外交部求職，基於家族及無党派背景，無法叩開外交部的大門。金庸外交官夢碎後回港企圖重返《大公報》，卻受到報社部份員工的阻撓，報社領導愛材，把金庸調去了《新晚報》，這才有了參與撰寫武俠小說的契機。現在回頭看，這一連串的機緣巧合，隱隱然為金庸打開了一條方向。

新派武俠小說的源起，坊間各有說法。最早最權威的說法，見諸當事人梁羽生1956年9月7日在《新晚報》的一篇文章。梁羽生本名陳文統，是金庸在《大公報》的同事，面對著面辦公，工作之餘經常在口頭上比劃詩詞武功，大談招式人物。梁羽生憶述：「…吳、陳拳賽之後(筆者按：即1954年1月17日下午四時，太極派掌門人吳公儀與白鶴派掌門人陳克夫在澳門比武，5千香港人前往觀戰，比賽只打了幾分鐘，以吳公儀一掌打得陳克夫鼻子流血而終止。)，我和金庸、百劍堂主(筆者按：百劍堂主即《大公報》副總編輯陳凡)三人同在一室工作，《新晚報》的總編輯羅孚兄是我們很熟的朋友，有一天(筆者按：應是比賽後第二天)他匆匆跑來，說道，我要一段武俠小說，後天交稿，你們必定要替我想辦法﹗我們三人，誰都沒有寫過武俠小說，但不寫又不行，後來我們開玩笑的成立一個協定，每個人都要替《新晚報》寫一部。三人中百劍堂主是老大哥，金庸兄比我大一歲，算是二師兄，按武俠小說的規矩，薑是老的辣，最老的那位總要到最後才出場，於是便排定了登場之序，由我打第一炮，接著是金庸，百劍堂主則橫劍鎮住陣腳。」三天後即1954年1月20日梁羽生的《龍虎鬥京華》在《新晚報》見刊。梁羽生這一番說話過於謙遜，內容不盡可信，但至少也反映出三人起初對寫武俠小說，是抱著玩票不恭的態度，沒有想到日後作品可以登上文學殿堂。事實上，五十年代香港以大報自居的報紙，不會刊登武俠小說，認為不入流、不夠格；內地則以寫實文學為主，更沒有武俠小說的生存空間。

梁羽生以其對歷史詩詞的學養，以義和團為背景、以寫意手法寫出了武打的《龍虎鬥京華》，聲名立時大噪，報紙只要刊登梁羽生小說，必然有銷量，一改香港報章對武俠小說的態度。

1955年2月8日，《新晚報》在第一版刊登啟事：「……今天起增加兩個新的連載：其一是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《書劍恩仇錄》……。」《書劍恩仇錄》第一集在1955年2月8日《新晚報》刊登。金庸在1955年10月5日《新晚報》「漫談書劍恩仇錄」中這樣回憶他開始以金庸為筆名寫武俠小說的緣起﹕「八個月之前，《新晚報》總編輯和『天方夜譚』的老編忽然向我緊急拉稿，說《草莽》已完，必須有『武俠』一篇頂上。梁羽生此時正在北方，說與他的同門師兄『中宵看劍樓主』在切磋武藝，所以寫稿之責，非落在我的頭上不可。可是我從來沒寫過武俠小說啊，甚至任何小說也沒有寫過，所以遲遲不敢答應。但兩位老編都是老友，套用《書劍》中一個比喻，那簡直是韋駝子和文四哥之間的交情，好吧，大丈夫說寫就寫，最多寫得不好挨罵，還能要了我的命麼﹖於是一個電話打到報館，說小說名叫《書劍恩仇錄》。至於故事和人物呢﹖自己心裏一點也不知道。老編很是辣手，馬上派了一位工友到我家裏來，說九點鐘之前無論如何要一千字稿子，否則明天報上有一大塊空白，就請這位工友坐著等我寫。那有什麼辦法呢﹖於是第一天我描寫一個老頭子在塞外古道上大發感慨，這個開頭下面接什麼全成，反正總得把那位工友請出家門去。」

《書劍恩仇錄》報紙上的第一篇就是這樣開始的﹕

第一回﹕「塞外古道上的奇遇」。篇首道﹕「『將軍百戰身名裂，回頭萬里，故人長絕。易泣蕭蕭西風冷，滿座衣冠似雪。正壯士悲歌未徹。啼鳥還知如許恨，料不啼清淚啼血。誰共我，醉明月。』這首氣宇軒昂、志行磊落的《賀新郎》詞，是南宋愛國詩人辛棄疾的作品。一個精神矍鑠的老者，騎在馬上，滿懷感慨地低低哼著這首詞。這老者年近六十，鬚眉皆白……。」這一位年近六十的老者，在現實的生活當中，就是坐在金庸門外賴著不走催稿的老工友﹗

金庸性格好勝，眼看梁羽生短短一年便名利雙收，自是手癢難耐，恰好有了梁羽生竭息停產的機會，即不失時機的站到了幕前。雖然梁羽生珠玉在前，亦掩蓋不了金庸的鋒芒，一時梁金並稱，馳騁江湖。

金庸在開展辦報生涯前，曾經刻意追求兩個事業而無功，一是他的外交官夢，一是他的導演夢。

金庸在《大公報》的十年，同期編寫電影劇本。1953年，金庸以林歡為筆名，為長城電影公司編寫《絕代佳人》劇本，並且獲中國文化部評選為1949-1955年期間的優秀影片。從1953年至1958年，當金庸的名字還是不大為香港人熟悉的時候，林歡一名，在香港國語片電影圈中，則是赫赫有名。1957年金庸離開《大公報》，全職在長城電影公司做編劇兼導演，同時也繼續為《新晚報》寫武俠小說《雪山飛狐》。長城公司總經理袁仰安對金庸頗為器重，經常把《長城畫報》的顯著篇幅，刊登金庸的電影評論文章。在這段時期中，金庸幾乎已成為香港左派電影的理論家。隨著內地三反、五反政治運動，也慢慢波及香港的左派電影公司。金庸的電影理論基礎是西方的，自然受到左派電影公司中的左傾同事的批鬥，金庸刻意要在電影圈闖出一番事業，也變成不可能了。

常說命運關了一扇門，同時也會為你打開另一扇門。金庸在苦無出路之際，1958年他為《香港商報》撰寫的《射鵰英雄傳》，卻取得意外的空前成功。《射鵰》的故事發展，成為香港街談巷議的話題。泰國曼谷的中文報紙，為了搶先轉載《射鵰英雄傳》的內容，不惜以電報來轉發。南洋、美洲各地的僑報，也紛紛轉載梁羽生、金庸的武俠小說。

1958年，香港盜版翻印武俠小說的情況非常普遍。金庸每天寫一千字，由於當時沒有版權的意識和法例的保護，金庸小說每七天就被人結集盜印成單行本出版。當時金庸的老同學沈寶新在嘉華印刷廠當經理，沈寶新建議，與其被別人盜印成小冊子發行，不如自己印，自己發行，自己賺錢。加上《香港商報》的調查顯示，金庸讀者至少有三萬人，自行出版，大可封了蝕本之門。有了這個意圖，金庸與沈寶新匆匆忙忙的著手開始籌辦十日刊的《野馬》武俠小說雜誌了。 在籌備期間，報販發行們建議與其出版十日刊期刊，不如出版日報，理由是日報天天出版，現金回籠更快。於是金庸沈寶新二人馬上轉而籌備日報。金庸1955年以玩票態度寫武俠小說，想不到積累下來的讀者群，讓他可以在香港小報叢生的局面下，辦起了一份武俠小報，為自己的命運翻開新的一頁。金庸走上辦路之路，看似「偶然」，也處處有「必然」的成份。

金庸1959年5月20 日創辦《明報》，辦報初心，只是想改善經濟收入，因此初創時期，不談政治，不講高尚人生，以小市民為讀者對象，篇幅上盡是好來塢的電影明星裸照、罪案色情新聞，副刊以金庸武俠小說為號召，也有誨淫誨盜的文章、狗經馬經並存。

在報章寫連載武俠小說，每天一千字，一年要寫三百六十二天，只有農曆新年可以休息三天，也是很苦的差事。1959年9月27日， 金庸所寫的《神雕俠侶》，在小說版消失了。編者解釋作者有病，暫停一天。到了9 月28日，《神雕俠侶》仍未見刊，編者說「金庸先生不適，讀者函電紛馳，小說明天見報，神雕迷請釋念。」金庸迷一齊起哄，金庸只得抱病爬格子。

金庸的武俠小說，凝聚了金庸迷的共同心願，在小說連載期間，讀者時有去信金庸，主動就情節的發展提供意見，金庸也很善於吸收意見，再運用本身豐富的學識和文學修養，寫出了廣受歡迎的成年人童話。沒有報紙連載的壓力，金庸文學造詣再高，也不可能有這麼高的產量；沒有金庸的學養和識見，有了一個報紙框框，充其量也只是眾多報紙專欄作者之一而己。

金庸辦《明報》，把1959年的一份小報發展成為1980年代一份知識份子喜愛閱讀的大報，每一個階段的發展，都與國內外政局發展息息相關。
金庸曾把《明報》的發展，歸納為兩個關鍵階段：一是1962年內地人大量湧入香港的浪潮，一是1966年至1978年為期12年的文化大革命。金庸辦報的首三年費盡心力，銷量一直在二萬份左右，沒有突破，1962年內地人大量湧入香港，令到香港人口由1959年的280萬增加至350萬人。新增加的人口，雖然來了香港，還是很關心內地的發展，《明報》員工很著力的報道內地消息，報紙銷量大增，金庸也默許這種改變。

「文化大革命」期間，金庸逐步減少《明報》的小報內容，增加了「文革」的獨家新聞，加上金庸分析精闢的文章及預見準確的社評，在眾多香港報章中嶄露頭角，引起海內外讀者及各國政府的注意。如何具體引起外國政府對《明報》的關注，這裡補上一筆：1982年筆者以《明報晚報》採訪主任的職位採訪中英香港前途會談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從英國外交官口中得知，《明報》報社內有一名高級職員收受國民党特務機構的津貼，我馬上把這個訊息面告金庸，金庸即時的反應是：那也太小看《明報》了，我們豈止有國民党的特務，報社內還有美國CIA特務、蘇聯KGB的、英國MI6的…金庸把員工名字也一起數算出來，我大受震驚，問金庸：「為什麼不把他們辭退?」金庸說，他們留在報社不好嗎?我們有什麼動向，各國政府馬上知道，不用以訛傳訛。《明報》日後有了英譯社評，公開上說是推動英語學習，最初的考量卻是滿足各國駐港領事館的需求。在香港經營傳媒的複雜性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《明報》1963年的銷量是5萬份，「文革」開始後升至10萬份，1989年躍升至超過20萬份。每每在內地政局發展的關鍵時刻，《明報》銷量都有飛躍式的增長。1972年金庸寫完了第15部武俠小說《鹿鼎記》後宣布封筆，以香港有影響力報人的身份，活躍在海峽兩岸。 1973年，台灣國民黨主席蔣經國接見金庸；1981年，鄧小平接見金庸；1984年，胡耀邦見金庸；1993年江澤民接見金庸。香港以至海外報人當中﹐如此頻密地獲得海峽兩岸最高領導人接見的例子並不多見，足以反映出《明報》的影響力。

兩岸領導人接見金庸，與金庸的國事取態有關，1973年6月7日，金庸訪問台灣返港後一連十八天在《明報》刊登「在台所見、所聞、所思」，在這系列文章中，金庸對台灣國民黨抱持肯定的態度，認為台灣人民所享受的種種自由與權利，較之過去任何時期都好。

隨着北京糾正「文化大革命」的做法，在七十年代又恢復了連串外交活動，如1971年進入聯合國，1972年與日本建交，美國總統尼克遜亦於同年訪問北京。這些事態的發展，都符合金庸對中國國事發展的理念。《明報》對中共的批評減少了，金庸也同時對中共近幾年的施政方針，持肯定的態度，認為中共結束文革後，多了點溫情，多了點中國文化。對中共領導人尤其以鄧小平為首的領導人，態度更轉趨溫和。香港的左派及右派因此長期攻擊金庸，說他是風派、牆頭草。
1982年中英兩國政府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外交談判，期間英國不斷拋出各種方案，又在香港推行代議政制，強化香港人在管治上的角色，希望延續英國在香港的影響力。金庸當時是港督府的常客，也經常接見訪問香港的英國國會議員，在言論上多少亦受到英國的影響。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1982年與鄧小平見面後訪問香港，單獨與金庸會面，要求金庸支持英國在談判上的立場。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，金庸一口拒絕了戴卓爾夫人的要求，堅決支持香港在九七年後整體回歸中國。
1984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後，金庸以極大的熱情，投入了基本法的起草工作。金庸一向公開認為，管治香港的不二法門是：自由+法治=繁榮+穩定。這個方程式並不需要民主的存在。金庸在這個思路下制定的香港政制發展路線圖，被右派及香港部份民主党派批評為忽略民主訴求、保守左傾，數名大學生甚至在報社門前火燒《明報》，金庸對此耿耿於懷。金庸本意以武林盟主身份主持政制討論，擺平各派意見，現實卻是各派並不賣帳，在這個困境下，加上八九年春夏之交內地發生的一場政治風波，金庸順勢辭去基本法草委工作，也著手部署從報界引退。
1991年《明報》報業集團上市，以每股2.9港元發行面值0.1港元的新股7500萬股，淨得資金2億港元。金庸沈寶新以10萬港元創辦《明報》，經過32年的經營，實現資產估值近6億港元。金庸以一支筆，創造出數億元的財富，不能不說是當代報業的一個奇蹟。
《明報》上市前後，不少海外投資者提出收購，美國報人梅鐸提出以十億港元收購《明報》，條件是要金庸為梅鐸打工三年，金庸不想為梅鐸打工，更不想《明報》落入外國人手上。經過一段時間觀察後，金庸主動引入並借出股票協助智才集團的于品海收購《明報》，自己選擇退居幕後，以「太上皇」的身份，繼續掌控編輯方針。《明報》在于品海經營下，股價由長期停滯不前的二元價位攀升上十元以上，金庸亦趁機把大量股票轉售于品海，獲利以億元計。
金庸一向自翔善於觀人，曾對筆者說，他只要與人談話幾分鐘，就知道這個人的人品如何? 能力如何?可以放在報社那一個崗位上﹗金庸親自扶持的繼任人，沒有按照金庸的部署行事，除了主管經營行政，也迅速的掌控了編輯部，金庸想做「太上皇」的美夢很快破碎了。
1994年的農曆新年，我到《明報》董事長室，向金庸拜年，金庸剛辭去了名譽主席的職位，正在收拾辦公室內的東西，要離開自己一手創辦的《明報》，一臉落寞無奈的神情。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金庸的這種無奈﹗然而，沒隔多久金庸就約我談創辦新報紙的鴻圖大計，想重出江湖，再起風雲。可惜不久金庸心臟病發，所有計劃告吹，不然，香港又是另一番風光了。

1995年7月18日下午，我按下港島山頂道一號豪華府第的門鈴，金庸在灑滿陽光的大廳和我說起了創辦《明報》的前塵往事。金庸用江浙口音的粵語說﹕「文人辦報，我大概是最後一位了，香港沒有了，大陸大概也沒有了。」語氣平淡中帶點無奈，眼神放空，陷入了沉思當中。

上一個世紀的報紙老闆，無不以戴上「文人辦報」這一冠冕而自豪，甚至看成是個人辦報成敗與否的最終評價。
「文人辦報」是中文報業有別於西方報業的一個悠久傳統。清朝末年，西方傳教士以船堅炮利為後盾，在中國辦起了報刊，宣傳基督教義之外還刊登天文地理聲光化學，兼有歐洲政聞國會議事，讓讀書人大開眼界，從此國人也知道了西方報人社會地位之崇高及報館對國家的貢獻。甲午戰敗後，舉國沸騰，康有為、梁啟超等公車上書，倡議廣設報館，振奮民心，於是書生以一枝健筆、一顆言論報國之心，重言教而輕牟利，成了「文人辦報」的詮釋。

金庸自稱是「文人辦報」，自也有「文人辦報」的局限，那就是只罵宰相，不罵皇帝。對國民党也好，對共產党也好，金庸的筆鋒，只會放在蔣經國和毛澤東身傍的人，是宰相誤國、宦官誤國，金庸也像歷朝歷代的士階層，絮絮不休的婉轉向領導人進諫，把希望寄托在領導人身上。

金庸是不是最後一位「文人辦報」，有待爭議；金庸經常批評讀書人辦報，不善經營，以致國人的民營報業，鮮有如英、美的大報，可以持續經營一百年、二百年。金庸也屢屢對筆者說，報業的理念要長存，報社要長期經營下去，非得「企業經營」不可。從金庸的理論和報業管理實踐來看，與其說金庸是「文人辦報」，倒不如說金庸是「儒商辦報」，更為貼切。
金庸去世前的二十年社會活動，從接掌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到劍橋大學讀博士再到三度修改15部金庸小說，一一反映他晚年依然好學、執著，對世事難以放下的心情。張俊生所編的《鄉踪俠影》，紀錄了金庸以「大神」形象參加以金庸命名的各式社會活動，如「華山論劍大會」、「龍泉問劍」…大俠的連場路演，引來的毀譽不一。金庸從2002年至2006年三度全面修定小說，金庸小說專家、前《明報》督印人吳靄儀大表不滿，認為金庸企圖把昔日的遊戲文字變成金學研究，把小說改得太過政治正確，卻不好看了。吳靄儀認為金庸和其他文人一樣，血液中有親近權力中心的慾望，他以大俠的形象，長期在報社以低薪剝削員工福利… 平心而論，香港報社薪金偏低，是普遍現象，在處理薪酬問題上，金庸只是從大俠轉換到老闆、商人的角色而已。金庸辦報理念多次引起爭議，如金庸評論新聞自由時曾說，新聞自由是屬於老闆的，是報業老闆以此向外界爭取的自由；金庸又說，報紙是老闆的私器，不是社會的公器。金庸這些出格的言論，引來多個新聞專業團體的評擊。

金庸晚年潛心修佛，出殯時家屬派發的「金庸紀念冊」封面是金庸為潘耀明題寫的「看破、放下、自在」，如果這是金庸晚年的寫照，或許這就是金庸晚年最好的祝福了﹗

上世紀畢竟過去了，「文人辦報」的年代也過去了，金庸辦報寫社評的一枝筆，完成了歷史任務，留下了豐富的辦報經驗，供後人汲取養料，深信會有更多有文化承擔的儒商，迎難而上，為華文報業開闢新天地。

金庸的另一枝筆寫武俠小說，筆下的主角，在國家民族危難之際，挺身而出，拋頭顱、灑熱血，轟轟烈烈，寫出了全球華人知識份子心中的烏托邦。金庸雖然走了，他和梁羽生開創的這片江湖，後繼有人，精采不斷。